一天,方智平手拿一本由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著名金融学教授威廉•F•夏普教授撰写的《投资学》来到孟振荣的办公室:“荣哥,你这些天对于组合投资一直不解的答案,我终于给你找到了。”方智平把书放在孟振荣的办公桌上说:“你好好看看吧,这可是被誉为组合投资之父的人写的一本经典投资学教材。在里面明确指出组合投资可并不是万能的,也是有条件的。在分散个股之间的风险,组合投资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对于市场的整体风险来说,组合投资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这段时间的亏损,就是由于大盘的整体下跌所造成的。被这几位博士吹的神乎其神的模型,其实并不能回避掉现在的风险。”孟振荣说:“照你这么说,三位博士也应该非常清楚这里面存在的问题的,但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位提出这方面的缺陷或不足来呢?难道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了?”方智平说:“我看不会吧。如果真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不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莫非是在拿我们做实验?”孟振荣说:“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动机啊,对不?你看看他们平时废寝忘食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而不计报酬的投入,这样的工作热情,你我都自愧不如呐,我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来。再说了,赵博士也早就说过,他的模型不仅可以适用于牛市,在熊市也一样可以发挥出很好的作用的。”方智平说:“说是这么说,但现在的结果不是已经摆在那里了吗,就属他那个模型亏损的最凶。”孟振荣说:“也别一下子把人给看扁喽,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嘛,说不定到时真的可以时来运转,扭转乾坤吶。他们毕竟是研究这一行的专家,如果在做股票方面还不如你我这样的本科生,也太丢人了吧。再说了,我们也没投入太多的资金,我也不是无所防范的。行了,再等等看吧。”俩个人不知为何,就没有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组合投资的模型真的是像他的设计者声称的那样,神乎奇神,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话。他们为何要把这只下金蛋的“神鸡”拱手送与他人,自己留着大发其财岂不是更好吗。
孟振荣花了几天的时间,一口气将方智平送来的那本《投资学》仔细地看了一遍,算是彻底将组合投资是怎么一回事弄明白了。但孟振荣却不好意思为此向三位博士提出质疑,一来是显得自己的水平太低,连这点常识性的知识都不懂。二来是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也不合时宜,总不能说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这样一弄,自己的老脸往哪放啊。三来是孟振荣对于三位博士的才能还存有一丝的幻想,对于三位博士来说,显然是非常清楚组合投资可以适用的范围的。他们不约而同都没有强调这个缺陷,估计是找到了回避这方面缺陷的办法了,他们总没有理由也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吧。
很快一年时间就过去了,孟振荣对各方案寄予厚望的佳绩不但没有奇迹般地出现,反而令孟振荣是大为失望。三个模型操作的结果,最小的亏损近百分之二十,最多的亏损竟然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且还是孟振容最最寄予厚望的东方红一号模型,使孟振荣简直难以置信。这些学术水平比自己高出许多倍的三位博士,文章写得头头是道,出口成章的理论也是一套跟着一套,怎么在实践上还不如这几年在公司与自己一块打拼江山的本科毕业生呢?
孟振荣心理明白,组合投资的局限性显然是整个投资计划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虽然此时大家都在心照不宣,明白其中的原因。但三位博士此时仅仅一再强调大盘的不配合,而自己设计的模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却始终回避谈及组合投资本身的局限性。孟振荣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三位博士竟然对于如何回避系统风险如此的束手无策,实际的投资水平和能力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竟然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
一日,孟振荣忙里偷闲,又来到了市里最大的一家购书中心,买下了几本近期新鲜出版的财经类书籍,其中一本是介绍美国长期资本公司迅速崛起与瞬间陨落典型案例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成立于1994年,破产于1998年,从辉煌到毁灭只不过仅四年多的时间。公司由一批业界精英和经济学领域的泰斗所组成,其中包括了两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量级人物——罗伯特•默顿和马尔隆•斯科尔斯,被当时的业界誉之为华尔街的梦之队。罗伯特•默顿、马尔隆•斯科尔斯与另一位叫费舍尔•布莱克三个人用数学方法解决了股票期权的定价问题,并为后来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根据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在世者的规定,因费舍尔•布莱克在颁奖前已经去世,所以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罗伯特•默顿和马尔隆•斯科尔斯两人共同分享。
美国长期资本公司的盈利模式则是通过建立严谨缜密的数学模型,计算出同一金融资产的不同交易品种之间的定价错误(比如同期的美国国库券,现货与期货之间的价格常常并不一致),然后在不同品种之间做相反但等量的交易。由于根据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假设,这两个不同交易品种的价格最终会走向一致,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利差的走势是趋于减少的,只要两个交易品种相反变动的价格有一方的变动幅度略微大于另一方的话,交易的利润也就产生了。由于利差变动的幅度都非常之微小,因此每一比交易都必需投入巨额资金才能产生可观的效益,这也就是对冲基金往往通过高额负债来扩大其收益的原因所在。美国长期资本公司的负债额就保持在一千亿美元以上,这一比自有资产高出数十倍的巨额负债为美国长期资本公司最终覆灭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但是如果这种交易的利差变动方向不是趋于减小而是扩大的话,交易就会出现亏损。加上巨大财务杠杆的效应,一旦发生亏损就有可能是致命的。不过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市场有效理论坚定的拥护者,对他们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可靠性亦坚信不疑,把一切可能的变化都进行了量化,自认为任何风险在发生之前模型都会事先发出警告,并计算出了发生亏损的概率是非常的小,几乎被认为是万无一失的交易模式。而从四年交易的记录来看,平均年回报率高达百分之四十,无一亏损,也从不大起大落,使他们对自己设计的数学模型更加地深信不疑。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并非永远都是理性的,有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的非理性,即使是身经百战的交易员也不例外。交易员在外界的干扰之下有时会做出在正常情况下看起来非常愚蠢的买卖,从而导致市场非理性茭易的迅速扩散。这一人性的弱点根本无法量化在看起来完美无缺的数学模型当中,灾难往往就在偶然事件中爆发。1998年以前,市场一致认为核大国不会出现背信弃义的债务危机,但偏偏在这一年俄罗斯由于金融危机而宣布暂停支付到期的外债。加上此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交易员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理性,纷纷加入了抛售的行列,使本应缩小的利差反而在扩大,一举将美国长期资本公司推下了破产的深渊。尽管这种利差最终还是趋于缩小,但问题是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已经没有足够的金钱足以使其能够维持到那一天的到来。
孟振荣细细阅读后深受启发,纵观中外历史,鲜有集经济学理论与投资实践之大成者。不少经济学术领域的巨人,却是投资实践的侏儒。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不乏在投资实践中大栽跟头的人物,又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看来还是自己这套唯文凭是用的用人选拔机制要不得,但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以致用的用人选拔机制呢?这一当务之急的问题又使孟振荣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之中……。
三位博士虽然在孟振荣这里的投资实践受到了重大的挫折,但却并没有影响他们学术上的成就和前途。文博士很快就去了清华,张博士则成了北大的学术带头人。两人都把他们这段经历写成了教案,作为MBA教程中的主要内容,但他们谁都没有说这个案例的主角就是他们自己,反而在教学过程中一再讥讽这种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好像如果是他们的话,就绝对不会犯这种低能的错误,一定能够为投资人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
赵博士拿着他那个在华尔街所向披靡的投资模型,加盟到了一家大型民营投资公司。并且将其在孟振荣那里投资亏损百分之四十五的劣迹添油加醋,摇身一变则变成了盈利百分之四十五辉煌业绩。赵博士心里很清楚,别人一定不会直接向孟振荣求证当中的真伪的,毕竟这是在行内非常敏感而又忌讳的一个问题,没有人会直截了当地去了解这种事情的。但有一个问题是赵博士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既然他这个模型如此神奇,孟振荣怎么会不要呢?赵博士对于这样的质疑,也早就想好了一套应对的措施。赵博士总是这样答复,国有企业的体制过于僵化,不但不能给他以股权,连他投资成绩优异而应得的提成也未能兑现,使他非常失望,所以最终才选择了离开。
而他现在投身的民营企业,正是看好了他们灵活的经营机制,又愿意接受将他开发的投资模型折作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加入这家投资公司。使他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大地调动了自己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相信投资于他这个模型的投资者,绝对是眼光独到,卓有见识的成功人士。赵博士一再强调,以他个人的名誉作为担保,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为各投资人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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