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曼常常背着我哭，我发现她哭的时候像笑，笑的时候反而有点像哭，以后我才知道辛曼长着老年人所说的苦命相。她常常拿着结婚证发呆，这让我很反感，这张结婚证就她对我的背叛。我有点仇视她。

这一年我同我们的国家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长大了。父亲一死“四人帮”就被揪了出来，紧接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陈景润等科学家研究起了一加一等于二。在我们这个小镇子上，最先感应科学的是史学工的父亲，他把他两个儿子的名字由史学工史学农改成了史高峰史攀登。其次就是蓝绸子的父亲，他动静很大地卷起铺盖离开了家，他要跟他的“李­奶­­奶­”离婚，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雄风勃发，要和工人阶级叫板了。

我很担心蓝绸子，其时她的弟弟蓝骄子进了少年劳教所，她的父母又要离婚，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可是我和蓝绸子已经有一阵子不说话了。在我们这个镇子上，不知谁规定的，一长大了，男生和女生就不说话了。

有一天辛曼下班回来，给我带回来一本《汉语辞典》，两块砖头那么厚，五块钱。她义正辞严地对我说，高考恢复了，你要好好地给我考大学。刘老师走得太可惜了，要不他准能代毕业班。

我心想这不说了一句废话吗？我讨厌她提起我的父亲。

那时候我的心不在学习上，我热衷于偷­鸡­摸狗和偷看女人。辛曼经常往家里买食品店里磕破的­鸡­蛋，一块钱一盆，长疤的水果还有各种点心渣，用黢黑的马粪纸包着放在我的桌子上或书包里。可我对这些不稀罕。

我宁可猫在批发仓库的后墙下挨老鼠咬，宁可为了和史高峰争一块柿饼打破头，我也要自己亲自偷着吃，乐趣全在偷的过程中。我和史高峰打了架之后有时也有短暂的联合。这就应验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联合。冬天的晚上，把热炉灰放在铁锹上，伸进­鸡­窝里，­鸡­就站在了炉灰上。把铁锹慢慢地移出来，一只手抓­鸡­，一只手窝­鸡­脖子，­鸡­只咯咕一声就完了。把死­鸡­拎到野地里，口袋里揣上盐，用柴禾烤着吃。地上挖一个坑，烧上树枝，把土豆埋进去，味道赛过苏联人的土豆烧牛­肉­。食物能让人的心和心融洽起来，难怪后来人们勾通心灵的方式总是在饭桌上。只有这一刻我和史高峰像一对老朋友，推心置腹，你敬我让，无话不谈，君子十足。史高峰告诉我说，不打不成交，我爸白天骑在我妈身上打我妈，晚上我爸骑在我妈身上求我妈，不打不成交。史高峰关于不打不成交的理论­精­辟得让我似懂非懂目瞪口呆。饭后一袋烟，赛似活神仙。史高峰捻碎一些­干­菜叶，用田字格本卷着吸。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酒足饭饱生­淫­欲。我们打着饱嗝开始想一些意识形态的事情。史高峰凑到我跟前说，你，你亲过女人的嘴没有。我摇头。史高峰捋起自己的袖子，咬在自己的胳膊上含含混混地说，跟这可能差不多。我跳起来大笑，我真的觉得太失笑了。史学工有些恼羞成怒，他说，你肯定和蓝绸子亲过嘴。于是我们又捋胳膊抹袖子打了起来。

不夸张地说，有一阵子，我们镇子上所有自行车的铃盖都跑进了我们家，我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菜窖里，我站在菜窖口听当当的响声，充满了成就感。第二年，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捡出来，它们结结实实地生了锈，我到废品回收站卖了个好价钱。这个意外之财发得我喜出望外，我的兴趣转移了，我瞄上了废品再利用。我发动我的狐朋狗党拾零碎玻璃，一筐一毛钱，我卖到回收站一筐一块钱。

我买了高档纸料，我要做一些上好的扑克牌，卖给我的同类。我花了十块钱最终也没做出一副像样的扑克牌，可当时商店里的扑克牌一毛五分钱一副。之后我到处捡牙膏皮，加热熔化，倒进地上挖好的洞|­茓­里，冷却后是一锭一锭的铅，当然也卖了好价钱。我买了玩具手枪和钢材，我要模仿着做一只驳壳枪。

那时候我学会了吸烟，场所在厕所里，香烟的来源是电影院的垃圾场。电影院的垃圾场最多的是葵花籽皮和香烟蒂，没钱买煤的人家长年用垃圾场的葵花皮当柴烧。我常蹲在垃圾场里拾烟蒂，五分钟就能捡两口袋。然后在厕所里慢慢受用，两种味道结合起来，美妙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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