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如何走上了造反之路？史上说法迥异不一。不管真相是怎样的，官逼民反，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纷争乱世，喜好武力的李自成自然不肯落于人后，###之中初显身手，而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血汗。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军起义的序幕。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竿而起，王左挂起事于宜川，与他同时并起的还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王大梁起事于汉南，自称大梁王，很快纠集起三千多人，一度逼近汉中府的所在地南郑县。

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连年大旱。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

崇祯二年（1629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记录了当时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此后两年，陕西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从有关记载来看，当时大大小小的农民军不下一二百股，小股几百人上千人，大股上万人，甚至数万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紫金梁（王自用，又称王和尚）、曹­操­（罗汝才，非三国曹­操­）、乱世王（郭应聘）、二郎神（南汝近）等等。

当崇祯和他的大臣得知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时，他们的反应是很独特的。崇祯三年（1630年），兵部郎中李继贞向皇帝上奏，诉说陕西民众困苦，并强调如果继续下去恐怕所有的人都要去当土匪了，他请求用来赈济的数额并不大，白银十万两而已，可是崇祯皇帝连这点钱都舍不得。

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不思安民，竟然要百姓“作安安饿殍”，真是有丧天良。在崇祯和杨嗣昌之流的心里，皇帝和政府对百姓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只有安分顺从交税的义务而没有要求政府赈济的权利，百姓可以选择死，但不可以选择造反，这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同一个逻辑。

谁点燃了李自成的叛逆之火，李自成从哪里开始闯天下？

如此治国，岂能不乱？民无生路，岂能不反？李自成处在如此混乱的世风之中，造反也是迟早的事情。即使他不反，也会有其他人出现。何况他生­性­有些叛逆，如今有了合适的条件和时机，走上造反之路是必然的。历史上关于李自成如何走上造反的道路，说法也不一致。

《明史》载：“斗很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也就是说，李自成好斗，曾多次犯法，知县晏子宾抓到他后要处死他，李自成就找个机会逃掉了，去当了屠户。至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李自成又是如何参加农民军的，《明史》里并没有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