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已至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城下,城破只在旦夕之间,百官无计可施,便只剩下一个“哭”字。这时,城外所设三大营悉数投降,掉转炮口向城内开火。更为可笑的是,守城的竟然大多是太监,这种情形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十八日,农民军加紧进攻。李自成派先前投降的太监杜勋入见崇祯,关于入见的目的,《明史》的说法“求禅位”是不确切的,这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谈判”而不是“逼宫”。
当日天黑时,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放农民军入城。崇祯皇帝出宫登上煤山,望见烽火连天,叹息道:“我的人民受苦了。”相信崇祯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到死他也没明白,城外的农民军之所以敢于造反,之所以日益壮大直至围攻北京城,与他有莫大的干系。
崇祯在煤山徘徊很久,回到乾清宫后,派人把太子和永王、定王送往外戚大臣周奎、田弘遇家中。这个做法蠢得很。这些外戚如今只想着投降李自成,又哪里会冒身家性命危险来保护太子等人?若是改换服装,趁乱混出京城,反倒比投靠外戚要安全可靠得多。果然,“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太子和永王、定王最后成了别人投降李自成的见面礼。
送走太子和永王、定王后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心动魄。崇祯迫使周皇后自尽,剑伤长平公主,接着又砍死了几个妃嫔。待这些事情都处理好后,崇祯竟然又鸣钟集合百官,结果“无至者”。崇祯在杀死公主和妻子后,就表示他已经绝望,又怎么会想召集百官来商量对策呢?这件事情大有深意。
崇祯的用意很恶毒,他也明白北京城马上就要破了,这时鸣钟召集,自然来的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人来,这样崇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乃是群臣抛弃了他,有负于他。到临死前,崇祯还在为自己找借口。他在遗诏中也是这么讲的:“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崇祯重登煤山,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总算有个太监陪他上吊,崇祯才在死时不至于孤家寡人一个。
崇祯在某种程度上与李自成有些相像,他们都忽略了民生问题。李自成尽管有过赈济灾民的行为,但是总观起来,他的军队,对百姓的危害要占上风。他们都以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却是由英雄人物来推动的,因此历史就是英雄人物的历史。但是他们忘了,普通民众可能无力推动历史的进程,却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忽视民众的存在和感受,只去关注所谓英雄人物,结出的必将是暴力和权力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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