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有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在1845年和1846年两年间，洪秀全在家里写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改邪归正》诸文章创建理论。然而，对于一种宗教来说，它必须有正规的礼仪和教条，而洪秀全的宗教知识储备是不足的，他只从《劝世良言》中学到了零星半点，还不足以形成体系。

洪秀全决定向外国传教士学习。1847年3月，洪秀全至广州东石角礼拜堂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恰逢此时，广州人民展开了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英国侵略者在人民声威的抗击下，抱头鼠窜，把兵舰退出广州。洪秀全为人民的力量所激励，更坚定了反封建反侵略的决心和信心。在罗孝全礼拜堂学习的4个月里，他第一次读到《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即《旧约》、《新约》圣经，回去后即写出《原道觉世训》。

洪秀全主要倡导什么思想？平等、自由、博爱。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本书中，洪秀全将单一神权思想、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反对“君王私自专”，反对吸食鸦片，他指出“炼食洋烟最癫狂”；《原道醒世训》一文多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洪秀全认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有力的抨击；《原道觉世训》则借神妖的对立，曲折地反映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他明白写道：“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妹姊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阎罗妖”在太平天国文献中是对清朝反动统治阶级的贬语）。

这三篇文章可视为农民革命理论的确立，尽管它不是那么科学正确，但滤去宗教­色­彩后，其反清思想是很清楚的。理论要用于实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洪秀全学得真经后，开始着手传教事业。

但是也有相异的观点。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宋德华认为，此时的洪秀全还没有利用传教，发动农民起义的意识。“他信教是因为‘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这只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精­神信仰，而不是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

他最初的传教活动，还只是以好友、家人和族人为对象的普遍的宗教宣传活动，既无组织可言，也不是掩饰某种政治意图的手段。他外出传教，是由于在本村受到了挫折，希望在外乡找到较多的拜上帝的信徒和获得对“先知”的尊敬，并没有预定的计划和确切的目的，更非宣传革命，寻找开创革命大业的根据地。

他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到广西贵县赐谷村沿途的活动，还只限于劝人皈依上帝、去恶从善的宗教宣传，并没有对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社会的冷遇，几个月的传教成绩微乎其微，受他感化而愿拜上帝的人并不多，就是这很少一部分人也不都是出于真心信教。

同洪秀全一道外出传教的三人中，有两人早因“厌倦行程”半途而返。始终相伴的冯云山因与洪秀全“语言有拂逆”，两人各奔东西，两年之中不通音信。这也证明洪秀全等人的外出传教并不是有组织地发动农民起义。

时势造英雄，洪秀全之所以从传教走向革命，是历史车轮向前发展的自然结果。清政权腐败无能，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革命势在必行。

7月，洪秀全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见。几年未见，冯云山已经将洪秀全的思想传播开来，教会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洪秀全惊喜于这种良好的局面，随即将在广州礼拜堂学到的基督教仪式和教条，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制定出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和天条，利用它们来教育会众。同时，他辛苦研修出的几篇革命理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也被分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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