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反复考虑着自己是重新同孙卫东一起搞广告还是­干­点别的什么的时候，忽然接到家里来的电话，一定要我立即回去，原因是：弟弟就要大学毕业了，如今不像我们当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包分配，如今是“双向选择”的时代了，弟弟和父母就工作的问题，意见上有分歧，姐夫和姐姐也帮着劝，可是，弟弟现在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听话了，他老用“时代不一样啦，哥现在不也过得挺好……”之类的话来堵大家的口。于是，二老想到我来说服弟弟是最有把握的，所以，就让姐夫打电话给我。我是家里第一个丢下“铁饭碗”出去闯的人，而且还不算失败，所以，听说叫我回去，弟弟也是一个劲儿的赞成，他认为我是一定会站在他的立场帮他说说话的，所以，他也是在电话中直催我，问什么时候到家。我知道此行肩负的责任太重大，对于父母的想法，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不然，当初，我自己在做决定要从出版社辞职出来时，就会事先告诉他们二老了。我是直到后来，广告的事情有了眉目时，我才让明浩把我辞职的事告诉父母的，就这样，老爸都大半年不准妈给我打电话，说我是“翅膀长硬了，给他来‘先斩后奏’……”妈就悄悄打电话给我，要我给老爸“赔罪”——结果，让爸在电话里训了我两个小时，他说我走了一步险棋，有投机之嫌，他说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要以为现在能挣钱就是能耐，路还长，人生才刚刚开始……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如此严厉地教训我。而弟弟呢，我想在他的印象里，我出来的路走得还算顺当，这多少给了他一种错觉——创业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难。我要清楚地告诉他有这样的认识是极错误的。另外，这几年虽有通信、电话，但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怎样，怎样的选择才是真的适合他，我想一切都得等见到他后，我才能知道。所以，对于父母，对于弟弟，我只是说会尽快回去，而不表明态度。时代的发展，使很多经验失效，每个人的路都得靠自己去走，人生道路是无从复制的，成败得失只能借鉴，旁人的意见也罢，建议也罢，只是一种关心的表现，真正的作用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应对。

当我决定回家后，就立即订下两天后的机票，并准备去王府井买点东西给家人，所以，这天一早，我正在擦皮鞋，准备出门时穿。门铃就响了，我放下鞋刷，拿帕子擦擦手，打开门一看——“江南书生”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怎么啦？跑来的？进来坐！”我一边让他进屋，一边将擦鞋的东西收拾起来。

他走到沙发坐下，“渴死我了，给我倒杯水！”

我在洗手间里一边洗手，一边探头出来说：“我给你泡茶，你先坐坐。”

“不用，不用。倒杯水，就成！”他一边解衣扣，一边说。

“怎么啦！有什么急事？”我擦­干­手，给他倒了一杯水来。

他端起杯子，咕咕地喝了几大口，然后，才说：“‘重庆仔’来北京了！”

“是吗？好些年没见，正好聚聚。你也用不着这样急啊！”

“我还没说完呢，他生病了，这次是来治病的。昨天晚上，我碰见她的爱人，才知道的。”

“治病？什么病？”

“白血病！”他说完，叹了一口气。

我一听，当时，就愣了。要知道，“重庆仔”身体很好，他打小就在嘉陵江边长大，玩着江水长大的他不仅肤­色­是健康­色­，而且身材魁伟，一付能给女孩子安全感的健美体型，不像我和“书生”这种典型的“白面书生”。

好半天，我才又问道：“目前情况怎样？”

“听她说，正在接受化疗，暂时控制着病情。”

“现在，住哪家医院？”

“在空军总医院。”

“那好，这就去。”说着，我进了卧室，从床柜里拿出一只装着一叠百元钞的牛皮信封——里面一共有两万，是准备回家给父母买“背投”的钱，现在，二老都已退休在家，看电视，已经成为二老生活中重要的一环，现在，看的还是几年前，我买的那台二十寸的彩电，这次回去，我想给二老换一台正流行的“背投”。因为，我的所有钱都存在一个折子上，我不想随身带一张二三十万的存折，所以，就先取了两万放在家里。

把信封塞进背包里，穿上鞋，就同“书生”一起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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