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的时候，有个男同学也这样慌慌张张给我塞了张条子。我又气又羞，真想把条子交给班主任。没有交，只是因为担心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把条子读出来，我自己也会狼狈不堪。我回家和妈妈说了。“萌萌，生什么气呀！”妈妈笑起来，“你不喜欢他，就把条子撕了，只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不就得了！”

我很想把他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掸在地上。我转脸瞅他，他双手捧着脑袋伏在课本上。我很不情愿地展开纸片，是电报：母逝，速回。我同情地瞅着他。他依然双手捧着脑袋伏在课本上，一动不动。我召开了临时支委会，通报了他的家庭变故，提出一个给卓雨山政治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温暖的计划。我说：“支部应该以此为契机，展开对背着沉重家庭成分包袱的同学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丢掉包袱。”支委会通过了我的提议。

我和他走在晚霞掩映下的田畔小路上。我相信，这是一次最成功的个别谈话。我发挥了自己全部做思想工作的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回家奔丧，对他的姐妹没有任何实际帮助，由于家庭是这样的家庭，母亲是这样的母亲，同学们不可能给他任何帮助。不回去，是一个表明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好机会，也是站稳立场、争取进步的实际行动。出身是无法自己选择的，走什么路却完全由自己选择。他听得非常认真，不断地点头。

“我想……我想……”他结巴着说，“我想回去，走路回去，今晚出发。走快一点，明天晚上也到家了。我想……回来再争取进步。”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再想想，不要急于作出决定。”我竭力掩饰我的失望。

“理论上我也认识到，我的家庭很……很不好，是的，很反动，可是……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爸爸和妈妈做了什么坏事、恶事，特别是妈妈。当然，我也不能担保他们没有做过坏事。”

“这是可以理解的。你不可能知道你爸爸妈妈做过的全部事情。退一万步说，你妈妈可能是个好人，可是，历史的发展有时候是需要人们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而这个代价和牺牲恰好落在你妈妈头上，你也只好去面对它。你读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吗？”

“初中时读过。姐姐借来的，我很喜欢。”

“我读了三遍，太喜欢了！你想，冬妮娅的爸爸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恶事？好像没有。可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他属于反革命阵营，冬妮娅呢，也还是受了反动家庭的影响，最后她只能和保尔分道扬镳了。”

他没有回家奔丧。一个月后，他交给我一份入团申请书。

我越是接近他，就越是感觉到他由家庭出身而产生的自卑感，这实在是他格外强烈、格外敏感的自尊心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从来不提他的家庭。既然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和家庭划清界限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就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