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司马迁后，司马谈首先回忆起他们司马家族以往的荣光，慨叹自己时运不济，然后交代了这样一件事情：“孔子曾作《春秋》，将历史记述到鲁哀公获麟为止，至今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现在天下一统，而且最近这三百多年间出现了无数明主贤臣和英雄豪杰，如果就这样让他们被遗忘在历史中，实在是我们史官最大的罪过。我曾经打算将他们的事迹整理并记录下来，可惜还没来得及做。眼下我快不行了，我死以后，依皇帝的性格，一定会让你接替太史的职位，你一定记住，千万不要忘了完成这件事情。”

待司马谈看到自己的儿子倒伏于地、痛哭流涕地表示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所托时，他才咽下这最后一口气。果然如司马谈所料，三年丧期服完，司马迁就接到了朝廷让他正式接任太史公一职的任命书。

这时候司马迁已经三十八九岁，他一上任便开始广泛收集各个渠道的历史资料，为撰写史书做准备。我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司马迁也不例外，既然是新任的太史，总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那太史的专业是什么？我们之前交代过，不是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天文学。所以，司马迁上任后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著书，而是参与制定了新的历法。

前面说过，就律法而言，秦朝的法律并没有大的不妥之处，秦律的完备程度是必须承认的，这为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汉朝初创者们打开了偷懒的方便之门。刘邦与萧何在建国时所颁布的汉律，只是把秦朝的律法拿来，在原有的框架内修补了一下，换个封面了事。“秦法一直沿用在汉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且这个“法”不只是法律，还包括历法，这种情况一直到刘彻要“改正朔，易服色”时才有所改变。

汉朝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这种历法有个名号唤作“颛顼历”，为上古六历之一，它已经把一年的时间精确到了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虽然颛顼历肯定不是在五帝之一的颛顼在位时创立的，但也是极古的历法，可谓久经考验。关于颛顼历的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就是以十月  (亥月)为岁首，将闰月放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颛顼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在司马迁等人的建议下，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想“改正朔，易服色”、与前朝彻底划清界限的虚荣，刘彻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下令以朝廷大臣邓平、唐都、司马迁和落下闳等人为首，并征集民间的天文爱好者数十人，开始着手修订新的历法。

经过司马迁等人夜以继日的工作，一年之后，新的历法完成。新的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将一年准确地推算到365.25016天，一个月为29.53086

日，这和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所得出的一年为365.24220天已经极为接近，并且新的历法开始使用二十四节气，以配合农耕的需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在我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我国所有的历法均与此大同小异。由于在使用新历法的这一年，刘彻改元“太初”，因此，这个历法也叫“太初历”。太初历一直使用了一百八十多年，直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被更科学的“四分历”取代。

完成太初历的制定后，司马迁才开始着手史书的撰写工作。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太初历，它也在后世被更为先进的历法所替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初历在社会发展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远非司马迁最重要的成就《史记》所能相比。

忙完历法的事情后，司马迁就逐渐闲了下来。虽然刘彻自打年轻时起就对神仙之事格外着迷，还多次上了民间方士的恶当，但他对官方的“神棍”并不十分上心。本来神仙之事就虚无缥缈，既然皇帝不来问，司马迁也乐得清闲，开始认真投入史书的编写。有政府发工资、提供条件，让他去做自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和现在的很多作家一样，写作并不是司马迁的本职工作，只能算作他的副业，使用的也是他个人的业余时间，并且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每天忙完本职工作，大多数时候只要有空闲，除了吃喝拉撒睡，便会一头扎到如山的典籍里，不断地阅读、思考、推理、论证，不时记录、整理下自己的想法和结论，这样的生活是十分无趣和枯燥的，这样的人似乎不会，也没有时间去招惹是非。

然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第二个人的出现，让司马迁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惹事的人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

这个人就是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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