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两人那一刻的相遇是短暂的，但给予刘秀内心的冲击是长久的。小女子出尘绝艳的音容笑貌在刘秀心中深深地扎了根，让他久久不能忘却。

关于这个说法，当然有人会反对：十岁的黄毛丫头，身材尚未发育，能看出什么来？

有此一问者显然未经深思熟虑，不过既然搔到我的痒处，就容我再啰唆两句。

首先必须承认，我对西方的性哲学和理论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是弗洛伊德还是罗素，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物，我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对于“洛丽塔”一词更仅限于知道这是名字。但这不妨碍我的推断，毕竟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同样也是不知道弗洛伊德的，因为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自有自己的一套经验。

在古代，不管是哪个国家，总是打仗的时间长，和平只能在各种战争的缝隙之中存在。打仗无疑是要死人的，尤其要死男人，可男性又是社会最主要的劳动力和生产力，这就出现了一个死循环：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支持，国家就无法打赢战争，而战争的失败往往意味着会损失更多的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和难题，当时统治者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多生娃。

显然，要多生娃，女子的生育年龄当然是越早越好，这就导致结婚年龄必须更加提前。《周礼》中有记载：“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嫁娶的合适年龄，而是当时人嫁娶的年龄上限：男子三十岁，女子二十岁。同样，《礼记》也记载，男性合适的结婚年龄是二十，女性是十五。到了后来，甚至不是建议女孩子十五岁出嫁，是十五岁必须嫁人。

有人要说：那我不嫁，你能奈我何，还能逼婚不成？

当然能。你不嫁人生孩子，耽误的不仅仅是你个人，更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自然由不得你。比如汉初，为了尽快恢复因连年战争而损失的人口，朝廷明文规定：女子超过十七岁不嫁人的，每年的人头税增加五倍。

又有人说了：我钱多，硬挺着行不行？

不行，尤其是在特殊时期。对于这种死硬派，统治者历来也有强硬的手段。比如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为了恢复人口，他曾规定：如果谁家有儿子过了二十、女儿过了十七还不成家的，那就要“罪及父母”。这还是相对委婉的，西晋时期朝廷的规定更为直接——女子十七尚未出嫁的，由当地官员替她挑选配偶强行成婚。

既然早婚早育是一项延续千年的制度，那就不能把它当作强权暴政来看待，其中必然有其可行的因素。说白了，原因就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男女之中女子较为早熟。所以，十岁的阴丽华在当时也不算太小，再过个三五年就可以出阁了。

此处还有一个旁证：古代许多青楼培养头牌，也多是在十岁左右的童女中选择。虽说“女大十八变”，十岁、八岁的女子容貌尚未完全长开，轮廓棱角却已经定型，好的只会越长越好，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断然不会让东家赔个底儿掉。

所以，二十岁不到的刘秀一见面便钟情于大概只有十岁的阴丽华，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奇事，因为只要不是瞎子，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极品美人坯子。

然而，那是十八九岁的刘秀，他可以等，可现在已经二十三四岁的他却不能再等了，因为此时阴丽华已年近十五。虽说文景两朝之后，随着全国人口的恢复，朝廷对强制女子早婚的规定早已放松，可谁能向刘秀保证阴丽华也在等他？执金吾大概是无望了，那就得守着阴丽华。自己吹的牛总不能到最后两手空空吧？

大哥刘縯的事业、学业的无趣、仕途的无望，以及心中的她，应该都是刘秀最后选择辍学的原因。

回到舂陵的刘秀大概已经通过二姐夫邓晨给阴家递过话，阴家家长阴睦的态度应该是模棱两可的，毕竟刘家不过是没落贵族。没落了就是没落了，更何况刘秀看起来平平无奇，至少在他们兄弟几人里，他比不上他大哥刘縯。因此，哪怕刘秀攀了邓家的关系，也很难让阴家动心。

刘秀平时颇得二姐夫邓晨喜爱，此时邓晨自然要为小舅子努力一把。他告诉阴睦，凡事不能只看眼前，虽然王莽时下占了汉廷，可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得人心，天数尚未可知，谁也不敢保证哪天刘家人不会重新坐到那金銮殿之上。刘秀这小子现在是不怎么成器，没事就爱种地，读个书中途还辍了学，但若仔细看来，他的眉毛、胡子长得美，嘴大、鼻子高，更难得的是前额中央高高凸起。可别小看了这一点儿凸起，此处绝非先天不足或发育畸形，它在相术中有独立名词，唤作“日角”，乃贵不可言之兆。刘秀有这等相貌，一看就绝非池中之物，切不可以当作等闲之辈视之。

也亏得阴睦是个有几分见识的人物，换个寻常的暴发户，谁会理睬邓晨这些看似毫无根据的忽悠？最后，对于婚事，双方大概是各自让了一步：既不点头，也不拒绝，暂时搁置，以观后效。

得此结果，或许已经超过刘秀心里的期望了，而邓晨对刘秀的一番吹捧也绝非信口胡诌，之前的一些事情让他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信心的。

大概就在此前的某个时间，刘秀曾跟随刘縯来到邓晨家，那次他们来新野不是来提亲的，而是刘縯要在邓晨的引荐下去宛城结识一个叫李通的人。李通一家也是豪族，他的父亲李守早年是国师刘歆的学生，后来又做了宗室的老师(谓之“宗卿师”)，一直在长安为官。年纪轻轻的李通能力也不一般，他本人先是在王莽设置来展现其大国威风的五威将军帐下做过从事，后又曾担任南郡巫县的县丞。可大概在地皇或者天凤年间，在谁都以为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李通却选择了回家赋闲。他不敢说原因，说了怕会让人大跌眼镜。原来他从父亲那里得了一句谶语：“刘氏复兴，李氏为辅。”

虽然只有区区的八个字，但李守可是国师刘歆的学生，李通对自己老爹的本事深信不疑。可当时要是把这句话奉为准则，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出来，无疑会招来杀身之祸。李通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放弃别人眼中的大好前程，随便寻了个“无意仕途”之类的由头，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回到宛城，整日斗鸡走狗，游手好闲。

李通在宛城表面上无所事事，背地里却时刻留意着有可能需要他李氏辅助的刘家子弟。这次邓晨引来南阳刘伯升，在李通看来也是值得关注的一只潜力股，但他同样没把话说死。毕竟，第一，他爹没指名道姓地告诉他这个要复兴的“刘氏”究竟是哪个刘氏；第二，谁都知道这个天下要乱，可同样谁都不知道这个天下什么时候乱。因此，李通不敢胡乱把宝压在刘縯身上。

尽管没在李通那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但刘縯此行也并非没有收获。出了李宅，刘縯又由邓晨领着，去拜见了当时精通谶纬的高人蔡少公。

谶纬之术是当时社会上极流行的一门学问。所谓“谶纬”，即“谶”和“纬”。“谶”就是谶语，也就是预言，尤其特指上天给下界百姓的预言；“纬”是对“经”而言的，按古人的意思，在丝帛上，“经”是竖的丝，“纬”是横的丝，因此“纬”是用来解释“经书”的书。实际上，“谶”和“纬”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容并没有大的区别。

谶纬之术古已有之，比如史书中记载，相传秦穆公曾经连睡七天七夜，醒来以后便对身边的人说：“我到老天爷那里去了，老天爷告诉我，秦国以后怎么怎么样，晋国以后怎么怎么样。”他身边的人赶紧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便成了《秦谶》。与此相同的有《赵谶》，而最早的谶语大概记载在《河图》和《洛书》之中。

但凡做“谶”或者记录“谶”的人，脑子里都有些神秘主义思想，给“谶”起的名字也多千奇百怪。东汉初年，对国家影响较为重要的“谶”有《洛书录运法》《河图括地象》《孝经援神契》《西狩获麟谶》《赤伏符》等。这些还算比较直接的，稍微用点儿力猜一下，多少能猜到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西狩获麟”，显然指的是当年孝武帝刘彻捕猎到独角兽一事；

“赤伏”应该和以火德得天下的汉朝相关。比之玄乎其玄的更是数不胜数，我再说几卷谶语的名字让大家猜一猜：《河图稽曜钩》《河图帝览嬉》《河图皇参持》《河图闿苞受》《河图帝视萌》《尚书运期授》《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洛书宝予命》《洛书洛罪级》《尚书考河命》。在这个“没什么奖竞猜”环节，我赌大家光从名字上根本猜不出它们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这跟现在流行的一些名字千奇百怪、实在难以窥见内容的小说和电视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这些“谶”在西汉末年之前只零星存在于史书之中，几乎没有人真把它们当一回事来研究。刘向、刘歆父子在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时，甚至连房中术和劾鬼术都有连篇累牍的记载，却对谶纬只字不提。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此术应是在刘歆同时期才开始大规模地出现。

事实也是这样。显然是托了王莽的福，谶纬之术在西汉末年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才得以盛行，毕竟王莽本人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想那王莽虽然借着谶纬之术篡权当了皇帝，却也差点儿因此吃亏。当年哀章在自己鼓捣出来的铜匮图书里把王莽的亲信甄丰写作更始将军、广新公，却安排在最末的“四将”中，与胡乱攒出来的王兴、王盛等人同列。甄丰当然是不满意的，他的儿子甄寻对此感同身受。为了让老爹摆脱垫底的局面，他自己做了一道符命献给王莽，说新室应当依照周公、召公的故事，立两个最重要的大臣，称之为“二伯”，并指明更始将军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这时王莽可能已经有些不满了，但碍于自己也是刚得了符命做皇帝，不好意思质疑、否认符命的正确性，只好吃哑巴亏，依着甄寻符命里的意思设立右伯和左伯，让甄丰担任右伯。

这下甄寻一看：“呀，这个皇帝怎么这么好糊弄，一旦加以‘上天说’，几句假话便成了金口玉言，那我不是想要什么就可以得什么吗？”于是，贪得无厌且色胆包天的他在父亲甄丰尚未动身就任右伯的时候，紧接着又作了一道符命，说按上天的意思，汉平帝的皇后，即现在称为黄皇室主的那个女子，应当改嫁他甄寻。

这下王莽可不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平帝的皇后便是他王莽的女儿。即便现在汉朝没了，他女儿也算贵为公主，而区区一个甄寻算什么东西，竟敢算计到他王莽头上！于是，王莽公开否认了这一符命，甚至下令抓捕甄寻。甄寻一下傻了，赶紧逃到华山里藏了起来，又在自己手臂上文了“天子”二字，企图恫吓王莽。

甄寻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终究没能救得了自己。一年多后，甄寻被捕杀。至于他那条文有字的手臂，则被整个砍下送入宫中。经这方面的伪专家王莽亲自鉴定，其上所书并非“天子”，乃是“一大子”，故不足虑。最后，不仅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的甄寻被王莽干掉，连追随王莽多年的右伯甄丰也被迫自杀。

即便这样，王莽对谶纬之术仍然乐此不疲。既然皇帝热衷于谶纬之术，社会上立马涌现出一批精研此道的人物，蔡少公便是其中之一。刘縯去见蔡少公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想得到自己心里思索已久的问题的答案：“天下到底会不会乱？天命是否在吾？”

尽管平日里刘縯表面上对自己要做的勾当自信满满，可在没得到答案之前，他内心一直是忐忑的：“如果命中注定我刘縯合当为天子，此等天机泄露出去是不是会遭人算计？如果命中我不为天子，那我之前的努力到头来是否只是一场笑谈？”这种感觉就好像各位参加考试，最后查分数时的那种心情：又想知道，又怕知道。

这次，刘縯横下心来，决定解开这个谜团。

刘縯离开李通家后的某天，经朋友引荐，与邓晨、刘秀等参加了一个宴请了蔡少公的私宴。因为是朋友间的私宴，大家纷纷畅所欲言，席间或是刘縯，或是其他同道中人，跟蔡少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之世，王莽之后谁人可为皇帝？

蔡少公虽是当时的谶纬名士，为人却没什么架子。因为在座的都算朋友，他也不避讳，直言道：“依老夫所知谶语而言，王莽之后刘秀当为天子。”

中国历来字少人多，重名者不计其数，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能接替皇帝的，通常都应该是皇帝身边的人。于是马上又有人问：“是不是国师刘秀啊？”

蔡少公微笑不语，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

这里就可以揭晓之前的一个疑问了：为什么刘歆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时候突然给自己改名“刘秀”？联系到此公也算得上博览群书，藏书汗牛充栋，想来大概是因为当时他也看到了类似的谶语，起了当皇帝的心思，或者至少想给自己图个彩头，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

见蔡少公笑而不语，屋中刚才还颇为欢快的气氛突然凝固起来，大伙儿一时竟集体噤声。别人不说话是因为没想到王莽之后政权还是掌握在他的党羽手里，想来自己已没有出头之日，而刘縯沉默不语，更多则是因为失望：没想到这天下竟没自己什么事！

眼见宴会气氛突变，自己大哥脸上阴晴不定，刘秀赶紧一句话化解了众人的尴尬：“你们只知道国师，这刘秀指的难道不能是我吗？”

众人听罢哄堂大笑，继续觥筹交错，兴尽方散。

别人把刘秀的话当笑话，只有邓晨深以为然。想来他可能曾私下从李通那里得知“刘氏复兴”的谶语，现在蔡少公又点明“刘秀”能当皇帝，不由得让他对自己这个小舅子高看三分：试想世上有几人能同时满足以上条件？可能潜意识里邓晨也认为国师的可能性更大，但他清楚那个刘秀不是自己能高攀上的。况且和国师相比，自己小舅子的概率虽小，却也没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虽然这个时候的刘秀怎么看都找不到个皇帝样。

临到要给刘秀说媒的时候，邓晨拿这个来诈唬阴睦，大概也有拉他下水，顺便强化自己的心理暗示的意思。

就这样又拖了几年，刘秀还是没有表现出要往做皇帝那方向发展的趋势，甚至还因为刘縯变成了逃窜的嫌疑犯，这样他和阴丽华的事似乎就更加没戏了。而且，这个时候阴丽华已经是大姑娘，若再等个两三年，就成了当时人口中那“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但刘秀的飞黄腾达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见踪影。到那时即便她真对刘秀有意，也等不下去了。

好在这个时候随着绿林和赤眉的揭竿而起，新朝终于要变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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