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石便笑道：“老雷，正说着三缺一呢，上来和几番牌，顺顺气，赢了钱，中午好好点几盘菜，那王锅铲请了新师傅，爆炒腰花和烧白做得巴实，等会儿我跟你喊去，再来半瓶江口酒，中午在太阳坝下面睡个瞌睡，包你今天安逗逸。”

雷警察不理，把拿牙签的手，指着钟魁智、六娃子、疯儿，庞建军、苏络腮等，“这里、这里、这里，不是人啊？”

老石把他的茶杯抢过来，往里掺了开水，放在牌桌上，两手伸过来，把他两支胳膊扶了，死拉硬拽，才把雷警察扶到桌边坐了。雷警察坐上桌，把牙签斜Сhā在嘴角上，自个儿把牌拿在手里玩耍，“打一哈儿就打一哈儿，未必我雷某人还怕哪个么？先说好哈，不打欠帐。”

老石又堆了笑，挨个儿去请，勉强把钟魁智、苗疯儿拉上桌，那六娃子说没钱，老石从包里摸出三百元，塞到他手里，“你啷个不输钱嘛，还没有坐上桌子，就想到输，记倒哈，今天借你本钱。”那六娃子犹豫一番，经不得老石一阵拖，壮了胆子，坐上牌桌。老石又忙着张罗，招呼徐国泰等人：“徐医生，曾老板，闲着做啥，坐过来敲杯。”拉他们上桌。

外面传来轰鸣之声，有摩托在门外停了，须臾，进来一位汉子，国字脸，脸颊上的­肉­深陷，穿一件迷彩服，头发被风吹得倒向一边，脸上有两处开了冰口，手里拿着一双皮手套，进门向老石要了茶。庞建军便道，“方刚，到这边来坐。”两个人原是工厂里一个车间的，庞建军做的是统计，是个­干­部，比工人多拿三四百元，郑方刚在机器上做工人，厂里效益差，压缩编制，庞建军后台不硬，改成工人，就­干­脆从厂里出来了。郑方刚还在车间一线做事。

两人坐在石栏杆边上，郑方刚用手理了理他头上的乱发，庞建军递过去一支烟，“业务跑得怎样？”

“跑起累，你看看那满街的摩托，今年以来是越来越多了，”他把手指向广场边上，几个路口都停着六七辆摩托车，“从早晨六点跑到现在，拉了四五个人，挣了二十块钱，下午四点还要上中班，歇一歇，免得上班晕瞌睡。你呢，不打牌，­干­坐？”

“我坐着不就是在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

“哦？你在哪里找到发财的路数了？”

庞建军吹了吹落在皮鞋上的烟灰，那皮鞋擦得锃亮，一尘不染，“我在这个茶馆，上一回桌子打麻将就要输脱七八佰，前月，坐上去十次，赢二场，输六七场，平一两场，哪个月不输上五六千块，现在我不打了，光看，也是每个月挣个几千块啊。”郑方刚哈哈笑了，连称有理。

郑方刚把庞建军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庞建军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脸上收拾得整洁，西装熨得笔挺，只是脸上皱纹比原来多了，“你还是老样子，跟在厂里一样，还是恁个讲究，没想到外面去发财？”

“发财？你不找到靠山发哪门子的财？做哪样不靠关系？没得关系这老石的小茶馆都开不下去，现在我老婆还挣得几个钱，我早晚给娃儿做饭上学，将就混。”

郑方刚听了自嘲道：“你还好，有一个老婆罩着，我老婆跟我离了，她在北京呆了三年，就春节回来看一看娃儿，说走就走了，这娃儿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又当爹来又当妈，我跑摩托给自己挣点饭钱和烟钱，明年娃儿考高中，看他自己了，我哪里有钱交几万的赞助费？”两人又拉些厂里的人情世故，哪个死了，哪个又在何处谋事。

老石开始坐下来算他的烟茶账，他的这个茶馆可谈得上苦心经营，因为茶钱甚为低廉，大多数茶客都爱泡一块钱的碎末花茶，主要收入是麻将牌、长牌及象棋围棋的租赁费，以小时算价。茶馆的屋角还有一张桌子是租给徐半仙的，他一个月要交他三百块的租赁费，这样算起来，他的茶馆好的时候能有一千五百元，差的时候也就*百元。所以他样样都­精­打细算。

这个时候，从茶馆屋子里出来一位年青人，额头很高，眼睛因近视而有些茫然，一看便知是一位书生，他的头发纤细，偏长，把额头遮了一半，白净面皮，鼻梁挺直，薄嘴­唇­，颌下没有胡须，文质彬彬，中等个子，穿着一件很朴素的淡黄|­色­灯芯绒外套，口袋上Сhā着一支钢笔，背着一个塑料包，手里握着卷起的一本书，三十二、三岁年纪，他很有礼貌地向老石打招呼，然后要了一杯茶，问了一句金老师来没有，老石说没呢，他就点点头，在坝子外的东边靠墙的石凳上坐了下来，打开他的书，那是一本《阿赫玛托娃诗选》，再从包里掏出了一本笔记本，握了笔，全不理会周围看客的吆喝和麻将的哗啦声，一心一意地看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大约半小时后，老金慢慢地踱了进来，他五十五六岁年纪，戴着一架高度近视眼镜，下颌长有几根长长的胡须，也没修剪，头发胡乱在头上蓬着，嘴上留着两撇胡子，身上的棉衣如从洗衣筒里捞起来的一般，一只手掌着个方型的紫砂壶，慢条斯理地来看张友生和老蒋下棋，看了一会儿，就笑了，“我说老蒋，你年龄是越长越高，棋啷个越下越矮哟。这种自杀的招数都走得出来，你莫把我们看棋的给气糊涂哟。”那老蒋也不生气，说：“下得撇，围到看的又还多啊。”

正议论着的时候，老石从里屋掺茶出来，看到老金，招呼道，“有个小伙子找你来着。”那小伙子早听到了，忙站起身来，走到老金跟前，恭恭敬敬地半鞠了一个躬。“早上好，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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