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陈忠实都是“文革”前就学着写东西的，“文革”中，我们又跟着打了一阵子哄哄。***“四人帮”打倒了，文艺开始复苏，我们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对过去的作品，我们感到不满和愧赧，但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又有些茫然。谈话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从和忠实相识，我就感觉到：这是个有顽强进取心的硬汉子，对文学的确有种陕西“愣娃”的执著倔犟。我佩服的就是这股子劲。相比起来，我觉得自己过分散淡，有点“玩”文学的味儿。

忠实的妻子做好了午饭，我们围在炕头边吃边聊。话说热乎了，忠实的妻子起了牢­骚­：“这人一年到头，整天趴着写，点灯熬油，顶啥用吗？你看俺村里，谁有俺屋穷？”说着，那眼泪，便在眼眶中打滚了。

是的，那时，我们写东西确实很苦，笔墨纸都得自己买，而报刊社却从不一分稿费。忠实是农村­干­部，每月只有三十几元的工资。我在工厂当工人，每月工资是三十八块二毛，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忠实是三个孩子。­操­持家务的妻子能不埋怨么？

我忽然记起，临来的前一天，我收到一张稿费通知单。ww正好那年从十月一日恢复稿费制度。我在省出版社出的一本书上了一篇作品。那位编辑告诉我：书在十月一日前就印好了。我故意拖到节后才让印刷厂送来，这样就能给弟兄们俩稿费嘛！

我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稿费单，递给忠实的妻子，我说：“嫂子，别骂了。现在恢复稿费制了，忠实再写东西，就能给家里挣钱了。”

忠实的妻子接到稿费单，双手捧住，仔细端详，只有两行字，她足足看了有三分钟，忽然，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嘴对着稿费单说：“哎哟，啥时候俺忠实能把这拿上，就好了！”

她说得很惊喜，我听了却有些心酸：那单上总共只给划了十几元的稿费啊！

也许，这件事对她刺激太大、鼓舞太大了，所以，十几年后，她仍记得我的西蒋村之行。

也许往日的贫穷，对陈忠实刺激太大了。所以，当1993年春，他被推举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后，即席表了一番就职演说。演说中除阐述了文学事业的神圣和作家的历史使命外，还特别提到了作协的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要努力改善作家的创作条件，提高作家的待遇和生活水平，让作家摆脱贫穷的困扰。

然而，朋友们都知道：陈忠实，在贫穷冷清的白鹿原下，埋头耕耘着文学的圣土，与贫穷抗争，与命运抗争，讴歌着贫困中那不屈的灵魂，塑造着为挣脱贫困、挣脱蛮荒而苦苦求索、苦苦拼搏的关中汉子的形象，从而使他成了驰誉当代文坛的大作家。

从贫穷中走来，这就是作家陈忠实的道路；带领作家弟兄们摆脱贫穷的困扰，这就是作协主席陈忠实的信念！

二哥

二哥比我大八岁，小时候，村里人都说二哥是个“憨坏”。我倒看不出二哥有多坏。他平时不爱说话，只有领着我出去玩的时候，嘴里咕咕哝哝。我也听不懂他说些啥，总之是在抱怨父母，非要让他念书，他一见书本就头疼。

二哥常常逃学，娘要揍他，他就跑了，在外面转一圈，回来时身上赤条条的又是水又是泥，像只泥鳅，嬉皮笑脸地站在门口，讨好地说：“娘，我摸了条鱼。”说着便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双手递给娘。娘长长地叹口气，二哥的这顿打就算逃过了。

爹去世后，家里穷得上顿不接下顿，二哥死活也不上学去了。舅舅家在十里开外的村里开了个油坊。一天，二哥从外面回来，挑着一副油担子，对娘说：“我卖油去呀！”娘说：“二孩，你才十二岁，走村串户卖油，你中吗？”

二哥说：“娘，中，我中！”说着，把卖油郎用的梆子敲得当当响。

从此，二哥早出晚归，担着担子去卖油。娘每天傍黑都要到村口去等他，有时还扯着我。天黑了，不见二哥回来，娘便咒他：“唉，这个死二孩，死到外头了！”

终于有一天，娘等到半夜，没等见二哥。娘整夜都在门口呆呆地坐着。直到第二天早晨，邻村的一个小伙来捎话说，二哥的油担子让当兵的抢了。二哥跟邻村的两个比他大三五岁的小伙一商量，扒火车走了。说是到西安找姐姐去，等在外面混个人样儿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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