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棉大衣裹住身子，兔子似的窜到院门前拉开了门闩。

门外站着一个雪人似的半大小子：“大哥，是我。”

噢，是女房东的弟弟，我们见过一两面。这孩子是个知青，听说在数百里外的山里Сhā队。

“哟，这么晚了……快进来吧……兄弟！”我冻得浑身哆嗦，嘴里直打绊子。

那孩子闪身进来，说：“大哥，你快回，我来关门。”

回到屋里，妻问：“谁呀？”“上房女人的弟弟。”“唉，那娃可怜！肯定又是扒火车回来的。”

这小院是那女人的，她父亲在旧军队给军长开过小车，“文革”之初便以“残渣余孽”被遣送原籍。临走那天，她母亲一出院门就栽倒在地，撒手归天了……我住的这间半砖半坯的厦子屋是从女人手里用四百元买来的。立契约时，女人切切地说：“再不卖，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占了……”

女人大我两岁，模样姣好却天­性­懦弱，是纺织厂的纱女。

那孩子在敲上房的门，怯怯地喊着：“姐……”

上房灯黑着，没人应声。

那孩子放大了声：“姐，明天是清明，我是回来给咱妈烧纸的呀……姐……”

终于有人搭声了，是上房的男人，声音凶凶地说：“烧你个鬼呀！你不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教育，整天往城里跑啥？滚！”

“啥东西！”妻恨恨地说。我知道她在骂那男人。

上房里的灯亮了，风中传来女人的声音。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听到屋里有摔盆砸碗的响动，中间夹杂着男人的吼叫：“狗日的你敢开门，看我不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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