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上涛声依旧。

摆渡者就是船夫，唱一支无字的歌儿

船夫常年与风浪为伍。早也摇橹，晚也摇橹……

编辑《工人文艺》是我此生挺风光的一段日子！

图为编辑部成员合影——最土的那个就是我。

不会说谎的女人

——关于高洺

并非题外的话题

电话从遥远的江城打来，是《今古传奇》编辑部的一位女编辑打的。她约我写篇关于高洺的文章。此事我心里已有了准备。

应当说，在西安的文学圈内，我是与高洺相识最早的——至少是“之一”。但毕竟“男女有别”，并且我始终认为年龄仅比我小五岁的高洺却和我不是同一代人。我是旧社会过来的，尽管解放时我只有五六岁，却带着旧社会的胎记；而高洺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天生带着新中国赋予的鲜活。我曾与高洺谈过这个观点。高洺大笑，说我是冒充老前辈。这观念看来是有些荒谬，但却影响着我和高洺的交往，换句话说叫“心理障碍”。因此我不能说对高洺有多么深刻的了解。加之，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高洺曾将西安的舆论搅得沸沸扬扬，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后来又因了这沸沸扬扬的舆论，高洺以制造“­精­神污染”的罪名被抓进了女监，判了劳动教养。就在她被关押期间，好事的张敏到女监采访了她，接着便有了那篇惊扰了中宣部的纪实小说《黑­色­无字碑》。刊载这篇小说的《延河》，一次就加印了18万册，上市后被一抢而空，大有洛阳纸贵的架势。《黑­色­无字碑》写的是一位提倡­性­解放的女人。虽然张敏给那女人起名高月，但谁都能看出：这是写的高洺。这就使谜一样的高洺更加惹人猜度。而这一段时间，我和高洺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如今该怎样记述，特别是怎样评说高洺那段历史，实在是件难为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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