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旭见巷宽不足五尺，却十分的长，颇似民居中的胡同。每间号舍外都有一名军丁看守……事实上，阅卷官和监场官，都不直接到考巷中巡场，具体负责监考的，竟是这些目不识丁的军士。这是因为一来没有那么多的监考官，二来也可以防止监考官与考生串通。实际上，这种一对一监考也确实没什么难度，只要禁止讲问、禁止串座，禁止交换试卷便可以了。

巷中还配备了数个装满水的大缸，主要作用是用来灭火和供考生饮用。自从在明英宗天顺七年发生了因火灾导致烧死了九十多个考生以后，朝廷便注重起对贡院内部的防火措施。王安旭走到了自己的号舍前，便开始打扫卫生。

打扫完卫生，见天­色­已到了晌午。便将炉子做好，开始用饭。吃完饭后，养­精­蓄锐了一会儿，便开始净手答卷。

考题卷装在个密封的信封里，打开后便是三道四书题和五经题二十道，但考生只需将四书题的三道必答题做好，再选做五经题中的一经，也就是四道题，也就是说总共写七篇文章即可。较之于科举小考中的县府院三试及平时的月考，乡试的试题量和考试科目都大有拓展，许多第一次参加乡试的考生，往往不能适应其考试强度，身心崩溃，自此神神叨叨，终身再无中式希望。

所以在考试之前就必须对考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也是为何王安旭几人要询问聆听前辈们的“教诲”，因为那些宝贵的经验可以让人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乡试考试持续九天，共分三场，每场三天。其中八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五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要是答不完，允许各减一道，但也别指望会有好名次了。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许减二道。

这样考试的目的显而易见，第一场四书五经，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地熟悉及认识程度。第二场是为了考察生员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地能力。第三场，是为了考察生员们在古今政事方面地见识。

王安旭在五经题中，选择了《周易》的四道题，但是并没有将­精­力全放在这些选做题上。因为他知道，但凡大比，考官阅卷便只注重必答题，尤其重视场的‘四书’义。只要‘四书’义的卷子被取中，考官对其他几场的卷子，便不怎么深究了。所以他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三道四书题上，尽善尽美之后，再考虑《周易》的四道题。

看完那三道四书题，他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小考中的截搭题来说，这种堂堂正正的大题更容易考教人学问的深浅程度。因为这些考题，往往更注重于对其“义”的理解。脑瓜聪明的考生往往只背熟了前人的阐释，对于前人如何阐释的原因却不清楚。因为他们只注重知识的表面，往往学到的知识皮毛。真正的内髓­精­华没有理解深入。于是造成了空知大义，不晓真理的腐儒。

而这些四书题，恰恰最注重的就是对于义的阐释，只要你能说出如何解释其义的道理和根据，一般就能中第。若是可以推陈出新，而又不推翻前人的圣言。两种可以相互结合，那么甭说是解元，就是会元或是状元也有可能拿到手。但是世间又有几人可以达到呢？

当王安旭刚刚看到这三道题时，脑中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线索。但他没有兴奋，而是苦思冥想，并逐一思考，详细拆解前人的注释语录。终于想明白了头绪，提起笔来，在草稿纸上开始书写起来。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心中既已明了，下笔自然是飞快。王安旭专注于相题认题，对题之宾主轻重，前按后段的关系把握得十分准确，才下笔切题。认题既真，故纵笔所及，无不合节。虽未尝务为新奇，然其文章与题目纹丝合缝，堂堂正正，皆本古文法脉，字字明古圣贤之韵，洋纡折有大家之风，卓然于庸碌诸生。

三道题做好后，已经是翌日中午。王安旭歇息了一会儿，便开始做那《周易》的四道选做题。因为他毕竟是修道之人，对于易的理解很是深入，而且又有青云子的一部分记忆，所以写的也是酣畅淋漓。只用了大半日的时光便写了出来。

写完后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犯任何忌讳后，再用工工整整的馆阁体将文字誊抄在答题纸上，然后交卷走人。

当他回到家后，才感到心很疲惫。于是和母亲打了个招呼，饭也没顾上吃便打坐入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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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昨天临时有事，很晚才回来。这一章是今天刚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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