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高迎祥联合张献忠等人围攻滁州，守军拼死守城，火炮连发，农民军伤亡惨重，滁州城数日攻不下。此时，援剿总兵官祖宽率领数千辽东兵赶到，冲击高迎祥、张献忠农民军。农民军大败，被明军“自城东五里追至关山之朱龙桥，横尸枕藉，水为不流。”

高迎祥牺牲了，李自成被众人推举为闯王。这时各部农民军接连受挫，不少农民军首领还投降了明军。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有勇有谋，在他们的协力围剿下，农民军的处境十分困难。上天会赐给李自成怎样的转机？

正当官军节节胜利之时，清兵却突破喜峰口，大举南下，接连攻占昌平、宝坻、房山等许多州县，直逼京师。这一年，清太宗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祭天地，受尊号，改元“崇德”，并遣兵内犯。崇祯皇帝急调卢象升等入援京师。这样，李自成等农民军身上的压力大大减轻。

下半年，李自成得以在陇州、汧阳一带的山区中休整。因此有人说，正当明政府马上就要剿灭李自成等人的时候，皇太极却用这种方式间接救了李自成等人一命。这时的明朝如同一条两处漏水的破船，明政府竭力补救，却总是顾此失彼。

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崇祯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随后提出了一套“四正六隅十面网”的策略，意欲置农民军于死地。这是一次动员了全国力量的大围剿，来势凶猛，组织严密。李自成等农民军很快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不少农民军首领纷纷受抚，有的人还回过头来成了镇压农民军的悍将。随着张献忠、曹­操­的受抚，众多农民军将领纷纷投降。除了李自成及以革里眼贺一龙和左金王贺锦为首的所谓“革左五营”以外，其余的大股农民军基本上都被招抚。

崇祯十一年十月（1638年），李自成被迫向河南转移，却中了洪承畴、孙承宗在潼关南原设下的埋伏，李自成的队伍基本上全军覆没，只带着少数几个亲信逃入商洛山中，这就是著名的潼关原大战。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李自成不得不和亲信在陕南和川、鄂交界的山区中东躲西藏，躲避官军的追剿。直到第二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复叛以后，才重新活跃起来。

从大局来看，熊文灿“先抚后剿”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民军大部分都被招抚，李自成也潜伏不出（外界传言李自成已死），于是十二年三月熊文灿得意洋洋地上奏崇祯：“臣兵威震慑，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上稽天诛，可岁月平也。”这时熊文灿正自我感觉良好，浑然不知大祸已经临头。

熊文灿的大祸不在于李自成，恰恰在于已经接受招抚的张献忠，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叛乱，接着率军联合曹­操­一起叛乱。“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十三年十月，文灿竟弃市。”弃市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的一种刑法。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刑法，在闹市当众杀人可以威慑百姓。

李自成闻听张献忠复叛，立即赶去与张献忠、曹­操­会合，不久又被官军打败，被困于四川巴西鱼复诸山中，身边只剩下数十人。自崇祯十三年一月至四月间，李自成一直在这里躲避，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鱼复山受困”。

此次受困鱼复山，其窘迫与潼关南原大战后蛰伏商洛山相差无几，李自成曾数次想要自杀，经养子李双喜劝说才打消了念头。当时他的手下有很多人出去投降了官军，连最骁勇善战的刘宗敏也有这种想法。

李自成觉得大概上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够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你就拿我的人头去向官军投降吧。刘宗敏连卜三卦，没想到竟然都是吉卦，他于是相信李自成确实是上承天命，这才死心塌地地追随李自成。

此次李自成可以说是危险之极，如果占卜的时候运气不好，三次中有一次不是吉卦，就不会有后来的进北京了。古人迷信，将自己的命运寄之于天，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李自成对自己的目标缺乏坚定的信心，遇到重大挫折，会以所谓的天意来决定自己的生死。李自成拿自己的命进行了一次豪赌，幸运的是，他赌赢了。在这一点上，李自成要比历史上的那些开国皇帝逊­色­很多。李自成从来没有完成从“流寇”向“皇帝”的心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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