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食堂暴力屡禁不止，有时候是学生和学生打，有时候是学生和掌勺的大师傅打，有时候是掌勺的大师傅和大师傅打，让校医院忙个不停，这大大耽搁了我们的治疗。学校决定取消到食堂用饭的制度，改为学生每人每天交纳伙食费8元到食堂，食堂发放快餐到宿舍。

我们交上去的钱全变成硬皮馒头和豌豆，一块­肉­也看不到，一个个人的眼睛吃得都跟豌豆似的。系主任对此也极为恼火，因为这样他们就分不清谁在上课睡觉了。后来我的几名同学就趁半夜到食堂刷标语，写着“我们要吃­祼­体馒头”“我们要吃­肉­”“我们不是­鸡­，不要喂沙子”“苍蝇要煮熟”等等，再后来他们都被抓住了，被判监禁半年。

我那时候正躺在医院放血，没赶上刷标语的事，所以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替同学们答到。因为一个人要负责喊到的次数太多，为了不让点名过程太单调，我苦学了一阵各地方言，用各种语调答到。那阵子我和老师就像是在说对口相声，完了总会有人鼓掌喝彩。

那时候，我还在心中设想了无数个开口约她的方法，来回过上无数遍，我想到了各种可能­性­，她会拒绝，会犹豫，还是会同意。我设想了她的每一个反应出现时，我该如何应对。按兵法所说，这样就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进花店，我就紧盯着她看，我绕着那些摆放在中央的大叶绿萝，摆放在镀锌铁架上的杜鹃和山茶来回地走。她肯定会意识到我在注意她。她没有看我，但明显得显得紧张，她的气息变得急促，不安地左右看着，想寻找什么事来转移这种不安。但是没有别的客人。只有我和她。

我在那儿绕着花架走啊走，看到她的身体和面孔逐渐被被花叶和铸铁花架盆罐切割得支离破碎。

在她最紧张的时候，我就要开口。

“和我一起去吃晚餐好吗？”

她一定会说不行，或者不说话，只是惊惶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女孩子嘛，怎么会一开始就同意和陌生男子出去约会呢。如果她同意呢，嗯，那就不用再想下去啦）。

“不行，”她小声说，“我没空。”

“那么喝杯咖啡怎么样？”

她还是继续摇头。

“可乐？也不要吗？”

“去喝杯水好吗？那么去和我喝杯水总行吧。”

如果她连和我出去喝杯水都不同意，我就不再问了，可我还是不走。那时候，我就会厚着脸皮，像一个流氓一样看她，从上到下，慢慢地看。

但实际上在花店的时候，只要她转过头来，扫上一眼，我就立时觉得自己全线崩溃，灰头土脸，难以见人，无地自容，只好转身一逃了之。我的完美计划从来没有实施的机会。

那时候，虽然没什么借口，但我经常围绕着那座雨水飘摇乌瓦青石的小镇转磨。我会在任何时候厚着脸皮上去敲门。

“可依，这是你最爱吃的孝感麻糖，我特意到孝感带来的。”

“可依，这是你最喜欢的莆田荔枝，我让人快马从福建带来的。”

“可依，这是你最喜欢的……”

每一次我总能从床周的帷幕缝里看到我弟弟趴在那里，从缎子被面下露出脊梁，呼呼大睡。可她总是说：“你先出去，我和你弟弟有话要说。”

她离我越来越远，我知道虽然现在我还能出入她的闺房，只要我愿意我还能看到她，但总有一天她的脸和笑容会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白点，就像阳光下发亮的硬币，再往后，这枚硬币就丢失了，再也找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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