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给苹果。他说他和奇异果一起重回过那条大街散步。他说花店已经没有了，但是那条街还在，没怎么变。

我说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了。离开的那天会是我最在乎的一天，但是我不害怕。真的没有什么比离开更妙。打开所有的灯，危险就会远离。当我走的那天，我会尽量不带着我的苦恼。我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了，我要去看看不同的街道和大海，我得让自己变得宽广一些，也许我会有新的领悟，也许每一天都一样。现在，我是个总是不知该选什么衣服去参加聚会的女人，我有时会为此而躲在门后哭泣。但我不怕，这是个完美的世界，因为我拥有的就是我的一切。

我说我只是出去旅行，我的旅行将是一种搜索，我希望太阳能够帮我找到自己。我说总有什么在恐吓着我的灵魂，我在今天早晨醒来，我给自己倒一杯啤酒，未来永远在搜索，结局永远是新的，不是吗？

苹果说我不送你了，无所谓的，有些人永远不会分开。

棉棉：不是枪与玫瑰

棉棉，一个毫不掩饰地将学历为高中二年级写入个人简历的女孩；一个身兼作家、摇滚DJ、派对策划者数职的“魔鬼”或“­精­灵”；一个刚发了七八篇小说，出了一本小说集就频频出现于国内各大媒体和某些西方主流媒体的宠儿；一个提起“七十年代”作家就无法忽略的名字……

最近，这位被王朔等作家甚为看中的女孩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糖》。她说：“我残酷的青春就是我的糖，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通过写作我开始学习爱与被爱，并且开始明白劳动使人获得力量。”不过在看了以后，你也许会真实地感受到那里面其实有一点残酷。

对于棉棉，各种各样的评论很多。熟悉她的人会说：这个有着梦魇般经历的女孩其实很善良、真实而敏感。

他们说：她的写作和生活具有一致­性­。某些生活对某些作家是一种想像力的源泉，或者是虚荣、展览、陈列。对棉棉来说，却是需要摆脱、需要释放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获取，不是为了炫耀。

他们说：现在她是一名严肃的作家，关心问题青年，反对海洛因，反对“自由的爱”，经常策划各种主题的派对，执着思考“什么是自由？”……

那么，对于她所做的和她所领受的一切，我们不如直接看看棉棉自己的想法。

我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公路，我来到一条河边，天空把一支笔放在我手中，于是天空被点亮了，被点亮的天空照亮了我的祈祷。我决定把这条河流作为我的家，我想我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在这里被慢慢冲走，这时候我决定自己给自己一个名字：棉棉。

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我周围，这并不因为我是个作家，生活从来就是如此。我相信棉棉所谓“瞬间的大红大紫”，也绝不因为她是个作家。人要出名，最初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很狗屎的面目在出名，这个道理我才懂。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同时，我的作品也是为那些长着一张长年被雨淋的脸、失魂落魄却热爱思考，或者那些来自破碎家庭热爱超市的问题青年看的。我很想把信息传达给他们，所以我会接受与媒体合作，我有权利给自己、给读者机会让我的文字可以被我希望注意的人注意，我觉得这个想法没有错。

但从目前来看，在媒体之中，我的确是所谓“一出突兀而怪异的广告剧”中的一份子，或者其他什么类似化妆品一类的东西。总有人写“70年代”的时候提到我（这本身也没什么错），但却看不出明摆有人在写作中抄袭我的原话，拷贝我的生活元素――那些我想要摆脱的，对我来说既痛苦又珍贵的，并且低俗化、符号化。

棉棉注定是时髦的，但这和棉棉无关。

在写作以外，总有人会通过各种关系了解到一些我的过去，然后变形，然后说他们采访了我。传媒是天气预报，这是个媒体的时代。我的生活曾经被几份杂志和报纸搞乱，不经过我同意被刊出的照片，莫名其妙被拼凑的私生活，其中有多少水分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这些，一些过去的朋友不再愿意和我说话。我非常想说的是：我的经历和我的写作有关，我的经历和我的读者无关。我很想作一名赤­祼­的作家，但我缺乏力量。

我牙齿不好，所以我从不吃牛­肉­。这个道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不知道呢？一切都是那么的夸张和不真实，棉棉成了一个重金属小丑！

我最想说的是：我心中有一个“文坛”，他们是那些不写作就不能呼吸的人们。他们中有些已经很有名，有一些还从未发表过作品，他们怀抱着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声音，在每个夜晚寂静地劳动。热爱写作，是命运赐给他们的礼物。由于写作，他们开始学习“爱”，并且越来越接近纯洁。这是我所看中的，而且我看到了，我很幸福。我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

我喜欢摇滚乐。但纹身、露­阴­癖、词语亢奋、双­性­恋、假发、车祸、吸毒代表不了摇滚­精­神。我也热爱萧邦、莫扎特，我喜欢一切令我身心投入的音乐。我不是什么“文坛的摇滚乐手”，也不是什么“文坛的靓丽风景线”，因为我很清楚我是注定不属于文坛的，我的写作既不是体制内的写作，也不是体制外的写作，这正是作为作家的棉棉危险的地方。

如果棉棉是一支摇滚乐队，这支乐队一定不是重金属，这个乐队的名字一定不是GUNS＆ROSES（美国的“枪与玫瑰”乐队）。我相信由于我的写作，生活的废墟会化为无限的财富。因此我写作，而我脸上梦想的痕迹，谁能模仿？

作家棉棉：逐渐变成没有目的­性­的人

无论是在凯悦大酒店的葡京酒吧，还是散落于衡山路的各家风情小店，服务生或是金发碧眼的客人们都会交头接耳地说：棉棉来了。

棉棉从灯光昏暗的门口摇曳而入，黑­色­上衣，同­色­系的羽毛围巾闪烁不定的裤子，与酒吧中出入的别的客人并无二致；可一开口，你就会知道：这是棉棉。略粗的嗓子恣肆地谈论一切：生命、情感、男人、爱。

棉棉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成名的，她的小说有人读，却不是那种所谓文学爱好者在读，她的读者大多与她相同，看时尚刊物、泡吧、逛迪厅。她的读者可以通过她的文章，“闻到我的味道”。所以我们也可以找到棉棉的小说《啦，啦，啦》，来看棉棉时30岁的看法。这部写于她25岁时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25岁，我是一个没有幸福可言的女人，30岁以后一定要活出味道来。”而具体是什么味道，棉棉却也说不清楚。

很少有人的经历会像棉棉的那样“复杂、自由、无知，而又充满不可知的危险”，用这么几个简单的词棉棉高度概括了她的昨日。棉棉高中未毕业即在深圳、北京等城市“游荡”，过着长达10年的她所谓的“残酷青春”的日子，这段日子她拒绝在采访中回忆，而是通过她的小说展示出来。1996年棉棉开始写作，她的小说代表作《啦，啦，啦》、《糖》、《你的黑夜，我的白天》以及1998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爵士朗姆汽酒”Paty使她名声大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某种人类的代表。摇着头，棉棉说她的20－27岁“太残酷了”，那种残酷在她的小说中仍真实可感：生活于吸毒者、卖­淫­者中在戒毒所里的迷离恍惚，生活是非常态的，是被我们这个所谓正常世界所遗弃而打击的。

就这样过了10年，直至她开始写作后的第3年，28岁的棉棉开始了对30岁的预感。“过了27岁的女人开始了生理和心理的改变，体味到成熟和冷静的感觉，我开始去用爱来解释很多事情。”多年的动荡生活和27岁的失恋状态使她认识到“爱只要去爱，不期待任何回报”。“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亲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只要懂得爱与被爱，你就能获得安定的感觉。”30岁时上迪斯科感觉上自己不再是女孩子了，可这种感觉并不强烈，她很快能动情地跳起来。她所唯一追求的也许只是那种自由，30岁的自由。20岁的棉棉曾是完美主义者，认为婚姻特别重要，是完美爱情的一部分，可30岁的棉棉认为婚姻只是一份“工作”，随时可以为了自由而放弃的“工作”。

目前的她确实自由，每天下午4点钟起床，日常生活就是写东西、开Party、睡觉。棉棉逐渐成为一个没有目的­性­的人，生命对于她，不过是一串串品定的安排，在30岁的时候和什么相遇，她完全无所谓。

她有一种有力度的美、密密的刘海与灵活的眼睛使她显得颇为嚣张。“27岁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难看极了，女孩们只照着男­性­世界规定的样子去打扮自己，而传媒则创造了模范美人的样本。这种背景之下，大多数女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直至现在，棉棉才给自己创造出一个个­性­的审美世界。21岁的她手上戴满了宝石和钻石戒指。而28岁的她只是化淡妆，穿最简单的衣服。棉棉比大多数女人都更早地认识到，有爱、有自信，女人就美。对于有这种观点的女人，30岁并不可怕。

就这样美丽着，棉棉在上海“让自己闪闪发光、让自己香喷喷的”，充分地享受着城市的生活，享受这个城市：音乐、酒吧、美丽的街道，好看的电影，和好朋友在路边的长椅上聊天，以及污浊的空气，她把握住了城市的本质：“空洞、美丽、虚伪。”抵御空洞的武器：文字。1995年，在深圳天天看录像带打发时间的棉棉发现了“写作”。写作犹如一个秘密的医生走进她的屋子，帮她去除多年以来占据她身体的“糊涂和疯狂”；使她清醒。很快，她的若­干­小说在某群人中风行起来，评论界也将之称作“海上三巫”之一。她的作品及其特异的风格正影响着一批人，而棉棉对此不屑一顾：“北京的女摇滚乐手纷纷捧着我的书，再去写自传。”而模仿她的人一律被其斥作“傻X”，“我的痛苦不是符号。不能被她们炫耀地挂在自己身上”。谈及文学，棉棉的脏话频率突然增多，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写作者的责任感，不能用劣质品去骗人民的钱。”棉棉的书已开始“骗'老外的钱了，她的几本书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源源不断的稿费给她带来了”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