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以前我喜欢“私奔”一类字眼，我觉得这类字眼意味着自由之路。后来我吸毒，我觉得毁灭自己是唯一的自由，我觉得吸毒就是通往自由的钢丝。后来我还是喜欢吸毒，我觉得毒品是和神沟通的钥匙。后来我怕。一想到自由就怕。后来我认为自由就是得清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就是不能做。现在我明白人生就是受苦，就是去爱，知道了这点，就获得了无限自由。

关于《糖》的访问（谢海涛问棉棉）

1、有人说你是“用身体写作”，你怎么看？

答：这话是三年前葛红兵第一个说出来，当时他看了我的《啦啦啦》。这句话是因为我的写作而产生的，我的写作并不依照这句话。他的说法带着一种诗意，相对其他作家而言指出了我的写作特点。我想这“身体­性­”指得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喜欢音乐，节奏感强的人会明白我说的这意思。

2、有人说你们是被炒做出来的作家，你怎么看？

答：我不是被炒做出来的。我的《糖》就是我的近十个中短篇小说，写了五年了，早就写好了。在外面折腾了大半年才找到出版商，然后又找不到出版社，我没花太多工夫在这方面，因为这事只能凭运气。现在谁都说我是被炒做出来的，那么半年前为什么只有一个丁晓禾？为什么只有一个戏剧出版社？这本书的策划丁晓禾本身就是作家，所以我运气突然好了。我十六岁就写小说了，《上海文学》知道我的故事，我27岁才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啦啦啦》改了一年才发表。我发表作品和所有的作家一样难。加上我的写作毫无章法，所以有时更难。

3、十六岁时你写中学生自杀，二十五岁时写关于毒品问题的《啦啦啦》，二十六岁写酒吧故事《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这是一种时髦吗？是什么让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这和你的经历是否又关？

答：我只写我身在其中的生活，我一直面对自己写作，我写作一直都和我十六岁时一样，只是想表达。写作时我只对表达感兴趣，我没兴趣沟通，更没兴趣赶时髦。十六岁时不可能会觉得“自杀”是时髦，那是件十分恐怖的事情。我从没想到我作品中某些元素会成为“时髦”，这只能说明我的写作力量不够。我在作品中表达我的爱、我的困惑和我的无助，我在作品中分析危险的青春，并且寻找启示。这一直以来都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经历是我的主流，是某些人的主流。我不需要通过写作来表现我的前卫。说到赶时髦，我只在一件事情上赶时髦，那就是音乐，我比较关心这个世界上哪个俱乐部里又出现了新的音乐，这是我的各人爱好问题，我控制不住，我要娱乐。但写作不是娱乐，写作是件需要灵魂时刻在场的事情。别人如果认为棉棉时髦，那是棉棉注定会时髦，但棉棉的写作不会受影响。

4、据说《糖》在市场上卖得相当不错，你怎么看待它的畅销？

答：我只关心我的书是否有能力到达想看的人面前。我在乎我的读者，但对多少人会买我的书这个数字无所谓。作品一旦产生就象我即将出世的孩子，他有他自己的命运。畅销也好不畅销也好，都是和我的写作没有关系的事情。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

5、据说，所谓另类写作潮流已经让一些生于七十年代以后的作者感到恐慌，他们担心如果跟不上潮流，刚刚起步的写作就容易夭折，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他们不可能会担心自己跟不上潮流，他们都是些相当有个­性­的作家，他们对潮流根本无所谓，我想他们只是在担心有什么东西老在恶心他们而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情绪。我的情绪也受到影响。我现在特别想说的话是：千万别说我是作家，我烦了。等我生完孩子后请参加DJ棉棉派对，跳舞吧，节奏来得1比较实在。

6、有论者认为，所谓另类的写作将是昙花一现；那么，你认为，在这条与自己的人生道路相对吻合的写作道路上还能走多远？说得具体点，5年后，10年后，你还是“用身体思考，用皮肤写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