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得差不多后，再看看刊出的论文，心里就有几分不自在，老板的名字排在他前面。再一想，当初寄论文时，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名次，反而想沾人家的光以利发表，现在成了，就……嗨，名气这玩意儿，害人呀。不过也好，让老板知道，他的那些学生，还是这个学生最给他争光，能在《细胞学》上发表文章的能有几个？

老板自然是欢天喜地。在《细胞学》上发表了论文，他的科研基金更足了。老板是大钱不放、小钱也抓的那种。

有了这篇文章，他找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马先生六年后熬成了马博士。

小马硕士论文扉页写了一大堆，献给这个，献给那个，感谢这位，感谢那位。到了博士论文，扉页只是简单的两行“感谢导师，感谢父母”，原本还有“感谢妻子”，后来去掉了。老板对他说：“你做得很好。”那段伤心落泪的日子里，任何的表扬对他都是安慰。他越看这个圆鼻子老头越可爱，对天舒说，就跟着他­干­吧。

接着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年薪七万五。实验室的同学都为之一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美好前程。天舒说：“好啊，好啊，我学得带劲多了。你一下子成了中产阶级。”小马说：“不算高了，没有七万怎么活啊。”这话是很让那些仍靠奖学金和打工度日的穷学生生气的，就像看见电视里富人不断在支票上添零的情景一样——让广大劳动人民活得垂头丧气。而这话出自小马之口，只会让人觉得他诚实、憨厚。小马说这话不是在张扬，是真这么觉得——无论今天他拿到七万年薪与否。

不能不说目前这种稳定对小马有吸引力。

他带着钓鱼竿，提着小水桶，与海边的钓鱼者闲聊几句。他们都十分友善，属于和平兼环保主义者。小马像他们一样，很随意地找个地方，抛下鱼竿，然后悠然自得地等待鱼儿上钩。美国的鱼就是好捉，见饵就上，美国的苍蝇也是一拍就死。中国的鱼儿捉不到，苍蝇拍不着。这不难理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会儿就看到鱼漂动了，他敏捷地拉竿，一条叫不出名的鱼儿在他面前活蹦乱跳，他把它放进了小水桶。

以前他们也去钓过鱼。秋冬季，是旧金山提螃蟹的季节，美国人捉到母的都会自觉地放回河里。三文鱼也是那个季节，但是没有人捉，中小学校师生们想做点研究，也只是站在岸边指手画脚。当时他们几个中国学生就说，要是中国人，那都在饭桌上“研究”了。

此刻不再像以前没有工作时，拿鱼当食品看。他回头看到水桶里的鱼儿央求着，想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于是起了恻隐之心，不求鱼儿感思，只以环保主义者的心态将鱼儿放回大海。

然后，还是提着空水桶，带着钓鱼竿，踏着小路回家去。

这种在安定中才能做到的返朴归真的日子，对于多年来一直无法安定的游子无疑是一种安抚与回报。

常听人家这么说，来美国有三部曲：“工作、车子、房子”。刚来时在实验室打工，与人合租个房子，开个二千元的破车已经满足。几年后，那顶方方的帽子一戴上，三部曲还在进行着，只不过提高了一个档次。工作，要上一个数目字才做；房子，从房客变成房东；车子，旧貌换新颜。

小马就这样开着他的新车，住着他的新房，做着他的新工作，典型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他个人认为，美国是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了工作，只要没有什么意外，就可能生活得很好。心态上也趋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悠然安闲，他只想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消费准则中体会自我的价值。加上时不时地查一下股市，心潮澎湃一番，不断地为提高三部曲的档次忙碌着。

安定平静，是小马向往已久的，尤其对受过打击的人，要的就是这个安定，不想再经历什么大悲大喜。古人云：三。

十而立。现代人说：三十岁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三十岁以后做什么的还做什么。意思一样，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小马过了三十，就这样按部就班，偶尔会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像个“外国小市民”。而他的父母显然对他的现状相当满意，父母希望他留在美国，原因很简单，祖辈的命运与政治联系得很紧，一个运动就改变了；再看父辈，也是一样，一个文化大革命又改变了。他们受了一辈子的苦，希望看到下一代安定地过日子。自问为什么愿意在美国做一个小小的、勇往直前的螺丝钉，而不想回国？是没有看到什么成功的例子，还是担心连螺丝钉也做不成？有一个同学就说：“我在美国是给别人做儿子，可我担心，回国后得做孙子。”老实说，有时候想想，觉得挺对不起祖国的。虽然在这里得的博士学位，但基本功都是在国内打下的，思想也都是在国内形成的，现在却在美国为他人效力。小马个人对无论以何种形式回国服务的人都表示尊敬。

一时想不出两全其美的法子，只能先这么着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国内不是常说，摸着石头过河嘛。

工作有了，他以“特殊人才移民”办的绿卡也批了下来，大家都为他高兴。四周看看，发现老实人常吃亏，现在也算是老实人时来运转吧。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就是这个道理。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踌躇满志又回来了——他在一家中文报纸上登了征婚启事：觅善良温柔的正派女­性­。

至于前妻MARY，小马再也没有见过，倒是天舒有一次在MALL里遇到过她。她告诉天舒，她开的是BMW ，许多男人追着她的车子叫“BE MY WIFE（做我的太太）”，周末高兴了就开个游艇出海。她不再去WAL －这些地方，以前是没有写“SPECIAL ”的东西看都不看，现在写了“SPECIAL ”也不看，买东西多在电视的售货节目上ORDER （订购）。她还说，她现在交往的全是美国上流社会，律师呀医生呀国会议员呀什么的。

“你现在和小马他们还有联系吧？”天舒问完，自己也后悔，想来她不会与小马有联系。果然，MARY说：“我和他们没有联系了。”说罢，仍觉得表达得不够彻底，补充道：“我和中国人不来往的。”

最后MARY给天舒留了电话，且说，她一般不给中国人留家里电话，可她觉得天舒不错，“和许多中国人不一样。”天舒顿时糊涂，这是贬还是抬举？只是过后再也没有联系——MARY不打电话给天舒，天舒也没给MARY打过电话。

杨一听说到的关于MARY的故事，却是另一个版本，她混得不好，什么都是她编出来的。不久又有人替MARY辟谣，说中国人爱嫉妒，才说人家MARY是编的。一时间扑朔迷离，谁也不知道她真实的状况。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渐渐地，她被遗忘了。

四、为了发展而回国小马找到了工作，中国教授陈宏伟老师一家却要回国了。

开完本学期最后一次LAB MEETING ，大家坐在会议室里边吃边聊，议论起陈老师回国的事。天舒想：她来S 大学的第一节课就是陈老师上的，现在他要回国了。

天舒与坐在她旁边的NANCY 谈起陈老师回国、小马找到工作的事情。

NANCY 说：“哦，很好呀。”

天舒说：“一个回国发展，一个留美工作，你没有评语吗？”

NANCY 说：“只要他们觉得好就好。”

这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而中国人会问个为什么。

陈老师为什么回国？哦，他三P（Ph.D 、PERMANBNT RESIDENCE、PERMANENT JOB，即博士、永久居民。

永久工作）都拿到了，回去也行呀。

从小到大，学校、家庭的教育都是要“为国争光”，现在天舒才知道自己并不比人强。能够拿到全额奖学金留学的人，谁不聪明？谁不优秀？像她这样的学生比比皆是。她争的那点光能照亮自己家，替父母省点电费就不错了。

想想，系里那位名气很响、以自己高贵的英国皇家口音为荣、来美国很多年仍是离土不离腔的的英国教授，这个学期回英国去了，他说为了女）L 的教育。大家也不觉得他这是爱国行为。

再想想，还有那位瑞士教授，算是个名人，可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也不觉得他给瑞士争了什么光呀。

同样，陈老师回国，几个中国学生知道了，觉得陈老师回国是为了发展。

这么巧，天舒出了会议室，在过道上碰到陈老师。

“陈老师，听说你要回国了？”

“你消息还蛮灵通的嘛。”

“这儿全是我们的人呀。”天舒笑道，“回去开公司？”

“对，开家生物技术公司。”

“你们真是爱国呀。”天舒半开玩笑地说。

陈老师笑：“你这么说，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爱国嘛，一定是爱的。不过不可能仅仅因为爱国而回去，就像不可能仅仅因为绿卡而留下来一样。出国为的是发展，回国同样为的是发展。”

“有句话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是天舒刚从杨一那倒卖来了，立刻就用上了。

“这话说得有道理。我1992年回去过一次。当时我有一个误区：我是为国家回来的，我是专家，你们应该对我如何如何。像一些留学生一样，一不小心在国人面前露出优越感。回国的人对国内的弊病批评得面面俱到，而国内对一些留学生的讽刺也绝不含糊。在两种价值观都有偏差的情况下，我受了点挫折，又回到了美国。”

“那现在呢？”

“这次心理准备比较充分。想回国与人合伙开公司，做一点事情。”

“是啊，回国不可能教书了，那太清苦，在美国大学当教授，虽然不如公司赚得多，但是非常稳定，不可能口去赚一个月二三千元的大学工资。”

陈老师笑笑。

“现在回国的人越来越多。我看了一份报导：1996年以来每年以百分之十三的速度增长。不过四周看看，回国的人还是少数。”天舒说。

“这个现象，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理解。我现在要回去，也思考了很久。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在这儿呆了十几年，对国内的事物已经陌生，回国好像又出一次国一样，会有一种REVERSE CULTURE SHOCK （反向的文化冲击）。而放弃的，可能正是国内不少人苦苦追求的东西。尤其我们这个年纪，考虑得更多了。比如孩子的教育问题。回国怕孩子功课跟不上，尤其数学。我看他们学校没事就放假，周末绝对没有作业，平时的作业二十分钟完成，为了这个问题，我和我太太讨论很久：是我太太带着孩子留在美国，我做空中飞人；还是全家回去；或者­干­脆不回去了？最后还是决定全家回去，带孩子回去生活一段日子也是一件好事。许多第二代以后的移民，容易失落，没有归属感，美国人把他们当外国人，中国人也把他们当外国人。”

“陈老师，那最后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的？”

“真正吸引我们的，除了发展机会，还是发展机会。现在正是极好的时机，再过几年，各方面条件一定会更好，可是竞争也一定更激烈了。回了几次国，感觉很不错，人的思想观念改变很大。这个机会我等了很久。创业，并不容易。要是享受，就不回去了。”

“其实哪里都有哪里的问题，国内有国内的问题，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

“你现在对将来做出决定还太早，等你毕业了，甚至在美国工作几年后，你会比较清楚自己的目标。”

天舒望着陈老师，正想说些什么，陈老师又说：“留学生，作为个体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完全是自由的，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需要也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

“是的。老师，你一定会成功的。等我读完博士，到你公司去­干­。”

“好啊，看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罗。”

五、不知深浅勿下水这时，唐敏和NANCY 两人还留在会议室。

NANCY 兴奋地告诉唐敏她订婚了。

唐敏说：“你的未婚夫是哪一个？是之前的那个，还是后来的这个？”

“都不是，是我最近才交往的，你没有见过。”NANCY 说。

唐敏笑：“你换得很勤么，又是一个新的。”

“因为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唐敏问：“结婚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NANCY 不假思索地回答：“SEX （­性­）。”

唐敏笑笑。

NANCY 追问：“你笑什么？不是吗？”

“也许是吧，只是中国人不会这么说。中国人不太谈­性­，现在好一些了，还是保守。即使谈‘­性­’，也说成谈‘­性­文化’。”

“中国人是嘴上不说罢了，他们只是做，不然哪儿来那么多人口。”

“这就是你们不了解了。­性­与生殖是两回事。”

NANCY 笑笑。

这回轮到唐敏问：“你笑什么？”

“我在想中国人是真的­性­与生殖分开，还是为自己找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不敢承认自己­肉­体的快乐。”

唐敏一愣，说：“你说的有点道理。也许两者都有吧。你对中国人越来越了解了。”

这时，NANCY 说了一句话，听得唐敏很不是滋味。

NANCY 说：“我通过你了解了不少中国人。”

听了这话，唐敏的感觉像咬了一口苹果，发现里面有一只虫子。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发现里面只有半只虫子。

为了搞清楚是半只虫子还是一只虫子，唐敏问：“你了解什么呢？说来听听。”

“中国氛围可能比较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好女人保守。

­性­欲低，只有坏女人才开放，喜欢­性­什么的。“NANCY说。

唐敏与她共室过，她的事情，唐敏知道。记得有一次，NANCY 从男朋友家回来，唐敏信口问，你们怎么样了？

NANCY 一脸甜蜜蜜，说，THAT WAS GREAT （真­棒­）。唐敏虽是过来人，也没回过神来。NANCY 见她一脸的诧异，过去拍拍她的肩，又说，SAFE SEX （安全­性­行为）——像是安慰唐敏，别替她担心。唐敏一时间面红耳赤，叹自己虽然是个过来人，还是­嫩­了。不过她很快就“理解”了，这种理解建立于——她把NANCY 当外国人看。如果一个中国女人像NANCY 一样，回来手舞足蹈地说“那感觉好极了”，再说是“安全­性­行为”，那准是发疯了。美国人婚后倒挺正常，NANCY 对唐敏说，当然，夫妻在上帝面前宣誓过。

NANCY 问：“那你呢，你怎么样了？”

生活还是老样子。别人一问她怎么样了，她就说就那样。唐敏与董浩的离婚手续还在办。她这辈子都是受制于人。结婚，要单位开证明；董浩来美国，也要由领事馆批；现在闹离婚，还要托人在国内办。这样的人生叫她又怎么能够服气呢？

结婚没有给她什么好处，就像喝了一杯苦酒；离婚同样没有给她什么好处，回味起来还是苦。难怪有人说，结婚是失误，离婚是错误，而再婚就是执迷不悟。

真正难嫁的就是像她这样有过婚史的女人，比没结过婚的女人还挑剔。原因很简单，掉过跤的人更怕摔跤。在国外久了，她觉得中国男人都没劲，有劲的早结婚了，且一结婚就生崽，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像得了便宜似的都生两个以上。嫁给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华人，心有不甘；嫁给西人，文化差异大大。她是一个心志极高的女人，孤芳自赏得厉害，也许应该找一个有钱人，可阿晴不是又跳出来了吗？难啊，已经离了一次婚，她才不想像上次婚姻那样，糊里糊涂。没有一鸟在手，众鸟在林，也挺好的。《红­色­保险箱》中有一句：“不知深浅，切勿下水”，其实就是她对人生的全部看法，包括婚姻、出国、事业等等。

老吕的太太回国了，他立刻打了个电话过来，不得要领地说着什么，一会儿说他的车子坏了，一会儿又说他吃了张罚单，听来听去，都是倒霉事，唐敏最讨厌倒霉事。这种可怜相兴许可以从别的女人那里得到一些廉价的同情，从唐敏这儿，只有厌恶。

“怎么样了？有空聚聚吧。”终于说了出来，这才是老吕的重点。

唐敏故意说：“董浩要回来了。”

“”你们不是要离婚了吗？“

“那还是可以睡在一起。”唐敏气他。果然，老吕不敢再来打扰她。这些男人跟你上了一次床，好像就有权再跟你上床似的。他妈的。唐敏骂道。与董浩在一起，她从心里有点瞧不起他，可与老吕在一起，她打心底瞧不起自己。老日是J1，J1签证比较容易获得，却不容易留下来。听说访问学者们在一起，最喜欢谈的话题就是如何转换身份。老百比较幸运，办下了绿卡。“美国到底有什么好的？大家都往这儿挤。我是要回去的。”他以前常这么说，后来生活改善了，有了绿卡，话就改成：“国内有什么好的，今日不知明日事。”

“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愚昧落后。有一次在路上，有个白人冲着我骂YELLOWDOG （黄狗）。我不客气地回骂他FOREIGN DEVIn （洋鬼子）。一想，他听不懂，我又骂他WHITB PIG （白猪）。”老吕说起来，一副少数种族受欺负的可怜相。可一扭头，若听说某个中国人娶了嫁了别的少数种族人，他的话又变了，他怎么娶了个越南人？她怎么嫁了个老墨？唐敏只是奇怪，她怎么会和老吕有那种不清不楚的瓜葛，真让人扫兴。

唐敏与董浩有些日子没有联系了。日子还在过，就这样轻易地平静地滑过去。日子将她煎熬得毫无感觉，对任何事情没有激|情，有的只是挥之不去的愁绪。家里来了一封信，给董浩的。他们的事家里并不知道。信还是寄到唐敏那儿。

唐敏打电话要董浩来取，董浩说过几天吧，这几天他很忙。

“家信，说不定是什么要紧事，你还是快来拿吧。”

“没什么要紧事，真有，他们会打电话，或者­干­脆不说。信都是让人们在茶余饭后看的。你要是担心有什么要紧事，你拆开来，念给我听。”

“你的信，我不拆。再说是你家的信，要紧事也要紧不到我头上来。”

“不拆算了。那就先放在你那儿，我有空再去拿。”

唐敏想­干­脆把信送过去，晚上餐馆快打烊时，她上餐馆找董浩。老板说董浩去别的地方­干­了。

“到哪里？”

“不知道。”老板不知怎么的，冒出一句，“他是在这里出生的。”

唐敏当时没有听懂，笑：“他是大陆来的。”

老板说：“他是从这里学会生活的。”

与唐敏找他的同一时间，董浩正行驶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

在美国这么多日子，他只在一个地方呆过——中餐馆，整天就是宫爆虾、甜酸­鸡­、葱爆牛­肉­。他已经是个跑堂的老手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干­活，什么时候可以偷懒。那是没有思想的日子，早上十一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生活很简单：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两条短裤。一开始还有委屈，有斗争，有困惑，现在麻木了，什么感觉也没有。白天打工，晚上回家看中文录像带，一二点睡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又是打工。打了半年工，他从科长打成了工人大哥，被社会教育得任劳任怨。惟一的乐趣就是每天晚上数小费那一会儿，觉得吃点苦还值得。一个月赚二千多美金，只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别说他了，就是餐馆老板都没意思。现在这家餐馆老板是个香港人，腰缠万贯，却开着破车，穿得像个捡破烂的，每天­干­得灰头灰脸，也要求别人­干­得灰头灰脸。有一天，老板的小孙子来店里，问：“爷爷，今天晚上我们可不可以不吃店里的菜了？”上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潇洒不起来。

“回不去了。”董浩常听人这样说。起初不理解，现在才体会出它概括了一个中国人对命运太多的顺从和不顺从。在美国，生活上又能把人苦到哪去？只要你努力，生活都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比较普。他羡慕餐馆里的几个墨西哥人，知足而肯­干­，开着大大声的音乐，快乐地扭着身子洗着碗。他就是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多个思想，事实上他忍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思想。与他同室的是一个作曲家，他们在一起，什么都谈，女人、钱、身份，就是不谈思想和艺术。有一次，音乐家对他说，他不敢谈音乐，音乐太­精­神了、而他现在连物质都没有保证，离­精­神太远了。

他的车子行驶在公路上，看着灯光闪烁的城市，突然间感觉很难受，这是人家的美国啊，我在这儿­干­吗？外面的世界变化得这么快，我就在餐馆里进行重复劳动。来美国近半年了，得失寸心知。

他明白，是应该做决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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